如今，电影非常善于讲故事，懂得如何捕捉社会关系中的精髓，描绘环境，提出和解决日常行为、情感和道德方面的问题。当然，我们应该说，电影看似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通过面孔和环境来表现的明显真理，其实是一种幻觉。在电影放映机下，每个真理都会变成一种手法、修辞和谎言。假如说电影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小说的范围，那并非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具有重要的价值，而是因为电影经过的地方，寸草不生。

“创作的时候，我们会强行改变生活，无论是出于道德主义和理智主义，其结果都是一样的，”我的朋友说，“所有人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们强迫自己书中的人物采取荒唐的举止。”这种话从我的对话者嘴里说出来，显得非常奇怪，因为他的作品正是以极端简单的内容，以及人物那些朴实、日常，从来不会受到强迫的情感而著称。

几天前见到我时，他说：“我处于危机当中。”然而我回答说：“噢，好啊，你也是这样！”我这样说，并非由于我残忍地享受他人的痛苦，而是因为一位作家处于危机当中（一位作家将自己的工作建立在与世界的一种特定关系的基础之上，而当这种关系显得并不合适时，就需要找到另外一种关系，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观察人和事物的真实情况，以及人类历史的逻辑）是唯一可以使他有所收获的状态，也使他能够接触到某种真实的东西并写出人们恰好需要阅读的东西，尽管他们并没有觉察到自己需要那些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