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思考方式、生活方式或许并不符合世人对一般小说家所抱持的印象。我自己一边这样说，一边渐渐被不安所袭。或许世人现在依然还在心中期待着那种古典的小说家形象--过着自甘堕落的生活，不顾家庭、把太太的和服拿去当铺换钱（这种形象有点太古老吗？）有时酗酒、有时迷恋女人，总之任性胡为，像这样从破绽和混沌中产生文学的反社会性文人--或者在心中向往去参加西班牙内战，在枪林弹雨下继续啪嗒啪嗒敲着打字机般的「行动派作家」。其实可能谁也不稀罕住在安稳的郊外住宅区，过着早睡早起健康生活，每天不能缺少慢跑，喜欢做青菜沙拉，关在书房每天固定时间工作的这种作家。我只是到处去把人们所怀抱的浪漫幻想，无谓地浇冷水而已，不是吗？

以我的经验来看，聪明而小巧的判断，和符合逻辑的结论之类的东西，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没有多大用处，很多时候反而会扯后腿，妨碍故事的自然发展。然而预先保留在脑内文件柜子里的各种未整理的细节，必要时就组合起来放进小说里，反而会令自己都感到惊讶，并且很自然地就让故事活泼地动起来。

写小说时我感觉最快乐的事情之一是：只要有那个意愿，就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。 在写《海边的卡夫卡》的时候，我五十岁出头，主角是设定为十五岁的少年。写作过程中，我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个十五岁的少年，当然那应该不同于当前十五岁少年所应该「感觉到」的东西，完全只是把我十五岁时的感觉，虚拟地搬迁到「现在」的东西。一面写着小说，一面感觉到自己十五岁时实际呼吸的空气、实际目睹的光线，几乎原原本本、鲜明清晰地在自己心中重现。长久以来一直深埋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感觉，借着文章的力量终于能够巧妙地牵引出来。那该怎么说呢，实在是很美妙的经验。这种感觉或许只有小说家才可能尝到。

我常想，小说家并不是受人所托而写小说的。而是因为有「想写小说」这种强烈的个人意志，深深感觉到这种内在的力量，才能那样辛苦地努力写小说。

我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已经不惜花费时间，如果借用卡佛的话就是，为了「尽最大的力量写出最好的作品」我努力写过了。对每部作品来说都没有「如果还有一点时间的话可以写得更好」的情况。如果写得不好，是因为在写那作品的时间点我以一个作家来说力量还不够--只有这点而已。虽然遗憾，但不必感到羞耻。力量不足可以靠后天努力来弥补。但失去的机会却再也无法找回。